红花,一朵一朵的,中间那根长长的花蕊伸出来,像在打招呼。地上落了几瓣扶桑——红的——和几朵鸡蛋花——白心黄边的——混在一起,铺在石板路上,像一幅没人画完的水彩。
院子中间那两棵鸡蛋花正是开得最好的时候。不高,一人多些,枝干灰白色的,光溜溜的,只有顶端长着几簇叶子。花开在枝头,五片花瓣旋转着展开,白色渐渐过渡到中心的黄色,像一个个小小的风车。有风的时候,花瓣轻轻颤,偶尔有一朵落下来,不快不慢地旋转着,像降落伞。
院角的桂花树不大,一人多高,叶子油绿油绿的,在阳光下发着光。虽然还没到开花的季节,但那种绿本身就是一种安静的存在。
曾墨站在门口。
四十六岁。比两年前瘦了一些,黑了一些。头发没有白,但鬓角有了几根银丝。穿一件白色棉麻衬衫,袖子卷到小臂,下面是一条卡其色短裤,脚上踩着一双拖鞋。脸上的皱纹比两年前多了一些,但眼睛是亮的——不是年轻人的那种亮,是那种安静的水面反出来的光,不刺眼,但你感觉得到重量。
他手里拿着一支笔,一支蓝色的钢笔,笔帽上有磨痕。他大概刚在写东西,听到脚步声出来的,笔还没来得及放下,就夹在了耳朵上面。
他站在那里,看着走过来的两个人。
书言走在前面,拉着行李箱,马尾辫在肩后甩来甩去。她长高了,比去年又高了一点,站在阳光下,影子拉得很长。她穿着一件白T恤和牛仔短裤,脚上是一双帆布鞋。脸上没什么表情,但嘴角有一个微微的弧度——那个弧度是她的,也是他的,是曾家人的。她走路的姿势好看——不是那种刻意的“好看“,是那种——你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所以走得不急不慢——的好看。
柳兰舟走在后面。四十二岁的柳兰舟,比九年前在圣何塞见面时瘦了一些,也柔和了一些。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痕迹——眼角有了细纹,法令纹比从前深了一点,但她的五官没变,那种安静的、不带攻击性的好看没变。她穿了一件浅蓝色的连衣裙,头发披着,被海风吹起来。她的步子不快,每一步都走得很稳。她的眼睛在看——看那栋白色的小楼,看院墙上的三角梅,看院门两边的扶桑,看地上落了的花瓣,看站在门口的那个人。
书言走到门口,站住了。她看了曾墨一眼,说:“曾墨同志,你瘦了。”
曾墨笑了。“你怎么还叫我同志?”
“因为你确实不像我爸。你像个渔民。”
“渔民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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