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渔民挺好的。至少不抽烟了。”
“我早就不抽了。”
“那就好。“书言的嘴角那个弧度又往上翘了一点。她低下头看了看自己手里的行李箱，又抬起头。“你不接一下？”
曾墨伸手接过行李箱。书言从他身边走过去，走进了院子。她经过鸡蛋花树的时候停了一下，伸手摸了一下树干——灰白色的，光溜溜的，凉的。她摸了两秒，松开手，继续往里走。
“爸，你这书房也太乱了吧！“她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然后是翻纸的声音。“你在写什么？让我看看——”
“别动那些稿子。“曾墨的声音从门口传进去。
“行行行，不动不动。我就好奇地看看，害不死猫。”
柳兰舟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她站在三角梅花墙的阴影里，阳光从花缝里漏下来，在她脸上洒了几个光斑。
她看着曾墨。曾墨也看着她。
九年前在圣何塞，他们见过一面。那时候她三十三，他三十七。她的造血干细胞刚在书言体内扎了根，他的女儿刚从死亡线上被拉回来。那天晚上两个人在她家后院的橘树下坐了许久，聊了什么大都不记得了。他只记得一个细节——她递给他一杯橘子水，杯子是凉的，她的手指也是凉的。他接过来的时候指尖碰了一下她的手。那一碰很轻，轻到可以当作没发生过。但他记了九年。
不是那种“心动“的记忆。是那种——你跟一个人之间隔着一条命，那条命是你的女儿。你的女儿身上流着她的血。这种联系比任何关系都重，重到你不敢轻易碰它。你怕碰碎了。所以你鞠了个躬，说了一句话，然后转身走了。走了九年。
九年间他们通过电话、发过消息，视频也有，特别是那年春夏。但没再见过面。她在美国，他在西平。她在失去父母的痛苦里一个人撑着，他在公司的转型里一个人扛着。后来偶尔通一个电话，说不了几句——不是没话说，是那些话太重了，电话装不下。得见面说。但见面这件事，谁都没有主动提过。不是不想，是不敢。好像隔着那层“救命之恩“的关系，谁先跨一步都显得不够庄重。
现在他四十六岁，她四十二岁。他在一个海边的小渔村里盖了一栋白房子，种了一院子花，写了一摞稿子。她卖了大洋彼岸那栋空了的房子，飞了半个地球，跟着他的女儿来找他。
“曾墨。“她开口了。
“嗯。”
“你这里真好。”
她说“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