睛——他的眼睛——看着他，里面有十六岁的倔强，也有一种超出十六岁的重量。
他把烟收了。没有辩解，没有讨价还价。后来他把那包烟扔了。不是转给别人，是扔了。书言看着他把烟扔进垃圾桶，嘴角收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这还差不多“的表情。然后她转身走了，走到门口回了一句“早点睡“。语气跟曾墨跟她说“早点睡“的时候一模一样。
但她也有叛逆的时候。有一次曾墨让她早点睡，她说“你管我“。曾墨说“我不管你谁管你“。她说“我自己管自己，你管好你自己就行“。然后她回了自己房间，把门关了。关了以后又开了一条缝，伸出头来说“爸爸晚安“。然后又关上了。
曾墨站在走廊里，愣了几秒，笑了。这个笑跟平时的笑不一样——平时的笑是社交性的，嘴角上扬，眼睛不动。这个笑是从肚子里冒出来的，冒着冒着就到了脸上，眼睛弯了，嘴角咧了，连鼻子都皱了一下。
她跟柳兰舟的联系一直没断。
柳兰舟的父母在新冠疫情第一年就走了。先是她父亲，感染以后转成重症，在ICU里待了十一天，没扛住。她母亲料理后事的时候也感染了，症状轻一些，但人一下子垮了。柳兰舟只能在医院看着母亲一天天瘦下去。三个月以后，她母亲也走了。两个人前后相差不到一百天。
柳兰舟一个人在圣何塞的那栋房子里住了下来。房子很大，四间卧室，两个客厅，后院的橘树还在。但人少了两个，房子就空了。她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开门的时候屋里是黑的，灯是她自己开的。她跟曾墨说过那种感觉——“你打开灯，灯光照着家具、照着墙壁、照着那些照片，但没有人。你关了灯，黑暗里也没有人。”
书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跟柳兰舟的视频频率从每周一次变成了每周三四次。曾墨没有问为什么，但他猜到了。一个十几岁的女孩，不会用“孤独“这个词来形容另一个人的状态，但她能感觉到。她感觉到兰舟阿姨一个人在那栋大房子里，就像她小时候一个人在移植舱里——不是没有人关心，是没有人在身边。
有一次曾墨路过书言的房间，门半开着，他听到书言在说话。不是一个人自言自语，是在跟人视频。声音不大，断断续续的。他放慢了脚步，不是要偷听，是那种走路路过自然而然放慢的脚步。
“阿姨，你今天吃饭了吗？”
“吃了。叫的外卖。”
“又是外卖？你不能自己做吗？”
“做了一次，做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