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在视频会议上说。不是对着所有人说的，是会后曾墨单独问她情况的时候。她的眼圈红了，但没有哭。“最难受的不是没有吃的，不是不能出门。最难受的是你明明看到别人在难，你帮不了。“
她说的是镇上的陈婆婆。陈婆婆七十八了，一个人住，老伴走了十几年，儿子在温州打工，过年没回来——封了，回不来。陈婆婆有高血压和糖尿病，每天要吃药。封了以后镇上的卫生所还能开药，但要本人去。陈婆婆腿脚不好，走不到卫生所。慧芳知道以后，去帮她拿了药。第一次去的时候，陈婆婆站在家门口，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袄，手插在袖子里，看到慧芳过来，眼睛里有一种光——不是高兴，是那种“终于有人来了“的光。
“她不是怕病毒，她是怕一个人。“慧芳说，“她跟我说，小慧啊，你能不能在我这儿多坐一会儿。我说好。我就坐在她堂屋里，她也不怎么说话，就看着我。后来她去灶房给我煮了一碗鸡蛋面。我说婆婆不用，她说你吃，鸡蛋是去年攒的，还有。“
慧芳说到这里的时候声音变了，不是哭，是那种压着的东西往上涌又硬咽回去的声音。她停了几秒，继续说。
“后来镇上有了第一例确诊，就是陈婆婆隔壁那家。那家的小伙子从武汉回来的，一开始没症状，后来发烧了，整个那条街都封了。陈婆婆吓坏了，给我打电话，在电话里说'小慧我是不是要死了'。我说婆婆你不会，你在家别出来就行。她说'我怕的不是死，我怕的是死了没人知道'。“
曾墨听着，手指在桌面上慢慢地一下一下地敲。他没有打断她。
“后来政府组织了镇上的年轻人，成立了自愿队，我报名参加了，每人负责几户老人，每天打一个电话，送一次菜。我负责陈婆婆那一片，七户。有一户是两口子，都七十多了，老爷子半身不遂，老太太照顾他。老太太耳朵背，打电话听不见，我只能每天去敲她家门。敲三下她就开了——她一直在等。“
“有一户是个独居的大爷，六十出头，不老，但脑子有点糊涂。他不知道外面怎么了，每天问我'什么时候能上街'，我说'快了'。他问了一个月，我说了一个月'快了'。后来他不问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坐在院子里，面前放着一个碗，碗里是清水煮面条，没有盐。他说'盐没了'。我回去翻了翻厂里食堂的库房，找到一袋盐，给他送过去。他接过去的时候手在抖，不是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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