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靠着石头，借一点力；有的坐在裸露的树根上，仰着头。他们的衣服是旧的，补丁叠着补丁，缝线爬满了袖口和肩头，颜色洗得发白。但他们的眼睛是亮的，在渐褪的夜色里，亮得像一盏盏小小的、不会被吹熄的灯。灯不是油点的，是心里那口气点的。心亮了，眼就不瞎了。不瞎了，就能看清脚下的坑，看清前面的路，看清谁是真朋友，谁是披着人皮的鬼。看清了，脚就知道往哪儿落，就能走对。走对了，再远的路，也有走到头的那一天。
“五年了。”沈安澜的声音不大，平静，甚至有些干涩，但顺着晨风，飘下去，每一个人都听到了，字字清晰。“从七个人到两千多人，从一间工棚到一座山，从识字到打仗。你们做了很多。不是我做的，是你们做的。我只是站在这里说话，你们在山下、在矿场、在码头、在贫民窟、在菜市场，流了汗，流了血，做了那些我做不到的事，那些实实在在的事。”
她顿了顿，目光缓缓移动，看着那些仰起的脸。有的年轻，还带着稚气；有的不那么年轻，刻满了风霜；有的脸上有疤，记录着伤痛；有的脸上有未干的泪痕，反射着微光；有的脸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近乎麻木的平静，但眼底深处有东西在烧。
“今天，下山。”她说出这四个字，山风似乎都静了一瞬。“不是去逃，不是去撤，是去。去你们该去的地方，做你们该做的事。城邦里的人还在饿着，肚子咕咕叫；还在冷着，蜷在漏风的屋里；还在跪着，膝盖陷在泥里。他们不知道，山上有人在看着他们。看着他们，不是为了打他们，是为了拉他们。救他们，就是救自己。自己从泥里站起来了，有了力气，才能伸手去拉旁边的人。别人也被拉起来了，人多了，力就大了，才能一起把腰杆挺直。站起来了，天就高了，地就宽了，就不用再跪了，给谁都不用再跪了。”
老赵的眼泪掉了下来。不是无声地流，是无声地掉，很重。一颗，两颗，三颗，从那双浑浊的、布满血丝的、像被岁月风化了太久的石头一样的眼睛里，挣脱出来，滚过深深的皱纹，滴在地上，噗的一声轻响；滴在土里，洇开一个小点；滴在看不见的草根上。根被浇了，会渴。渴了，会拼命往下扎，去找水。喝了水，会往上长。长了，叶子就绿了，就高了。高了，就能看见更远的地方，看见以前看不见的风景。
阿朗把枪从背上取下来，动作熟练得像呼吸。他握在手里，手指拂过冰冷的枪身，握得不紧不松，是一个随时可以举起、可以击发的姿势。他握了五年，白天黑夜，醒着梦里，习惯了。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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