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监狱的墙是青灰色的，爬满了干枯的爬山虎，藤蔓像无数条绷紧的弦，风一吹就发出“呜呜”的声响，像在哭。陈默入狱一年，已经能从风声里听出季节——春天的风软，带着沙；夏天的风躁，裹着热；秋天的风沉，卷着叶；冬天的风最狠，像刀子，刮得人脸生疼。
他所在的监区挨着边境铁丝网，晚上能听到巡逻队的马蹄声，“嗒嗒”地敲在冻土上，和远处雪山的雪崩声应和着，像一首单调的催眠曲。
那天的起床号没响。凌晨四点，陈默是被冻醒的——监区的暖气坏了，他裹着捡来的破军大衣，缩在墙角数砖缝。突然，“砰砰”两声枪响炸破了寂静，子弹像是擦着铁丝网飞过去的，带着尖锐的哨音。
“打仗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监区顿时像被捅的马蜂窝。有囚犯扒着铁窗往外瞅，脸被冻在玻璃上，留下模糊的印子；有人抱着头蹲在地上哭，嘴里念叨着“别杀我”；还有人试图摇撼铁门，铁条被晃得“哐当”响，却纹丝不动。
陈默靠着墙坐下，数着枪声的间隔。第一声和第二声隔了三分钟，第三声和第四声隔了两分五十秒，越来越近，越来越密，像雨点砸在铁皮上。他知道这不是演习——演习的枪声是“空包弹”，闷得发沉，而真子弹的声响更脆，带着股子穿透空气的锐劲。
早饭时，广播里的新闻主播声音发颤，像是咬着牙在读：“昨日凌晨，争议海域发生武装冲突，我国巡逻艇被击沉，30名官兵壮烈牺牲……”粥盆里的玉米糊被陈默搅得转圈，黄澄澄的糊面上浮着几粒玉米粒，像沉在水底的星星。他想起三年前在边境采访时，那些年轻的水兵总爱把玉米粒扔给海鸟，说“看，它们跟着我们的船飞，就像跟着希望”。
三天后，赵刚出现在监区。他穿了身橄榄绿的制服，肩章上的星徽在探照灯下闪着冷光，比当年在法庭上多了两枚军功章。他身后跟着两个士兵，手里端着枪，枪托在水泥地上拖出刺耳的声响。
“陈默，出来。”赵刚的声音比监狱的墙还硬，“谈话室。”
谈话室的窗户对着操场，囚犯们正在寒风里列队，狱警拿着电棍抽打跑得慢的人，惨叫声混着口号声，像一把钝锯子在锯人的神经。公告栏上贴着重刑犯参军的通知，红纸上的字被风吹得“哗啦”响：“服役一年，抵刑期三年！为国立功，戴罪还乡！”
“给你个机会。”赵刚把一份入伍申请书推到陈默面前，纸张边缘被他捏得发皱，“去前线修工事，活下来就自由。”
陈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