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城邦的人来了之后，第四城邦的人也来了。他们不是一起走的，是分头走的。有的从东面来，翻过崎岖的山岭，鞋底磨破了，露出沾满尘土的脚趾；有的从西面来，穿过荒芜的平原，脸上被风沙刻出深深的纹路；有的坐船，沿着蜿蜒的河道，船桨划破平静的水面，荡开一圈圈涟漪；有的走路，踩着泥泞的小径，脚步沉重却坚定。他们来的时候没有带旗，不是不想带，是还没来得及做——消息传得急，他们收拾了仅有的家当就上了路，布匹和针线都塞在行囊最底层。但他们来了以后，先做的事不是要粥，不是要地方住，是蹲下来，从怀里掏出那些皱巴巴的布，铺在膝盖上，拿出磨得发亮的针，开始一针一线地缝旗。缝好的旗插在粮仓门口、插在井台边、插在码头桩上，旗角用石头压紧，怕被风吹跑。风一吹，那些旗就飘起来，一面挨着一面，哗啦啦地响，像一片红色的田在风中起伏，映着灰蒙蒙的天。
第五城邦的人来的时候，带了一面大旗。那面旗比沈安澜缝的任何一面都大，大到需要两个人才能举起来，旗杆是用两根粗竹竿绑成的，接头处缠着麻绳。举旗的是一对父子，父亲四十多岁，背微微驼了，脸上刻着岁月的沟壑；儿子十七八岁，眼神清澈却带着疲惫，两个人都瘦得像竹竿，骨头几乎要戳破皮肤，但举着那面大旗，走得很稳，每一步都踩得扎实，仿佛旗的重量给了他们力量。他们把大旗插在粮仓门口最中央的位置，旗展开来，猩红的布面像一片晚霞，几乎把整个粮仓的正面都遮住了，旗边绣着粗糙的金线，在阳光下闪着微弱的光。然后父子俩站到一边，沉默地等着，手还扶在旗杆上，仿佛那是他们的支柱。别人问他们，这旗是谁缝的？那父亲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声音沙哑地说，是城邦里的老人一起缝的，缝了三天三夜，眼睛熬红了也不肯歇。然后他又补了一句，声音低得像叹息：他们不会打仗，不会说话，只会缝旗。缝了这面大旗，让他们带来，插在赤星在的地方——这是他们唯一能做的事。
第二城邦的人也来了，领头的是那个老妇人。她穿着打补丁的灰布衣，头发挽成一个稀疏的发髻，用木簪固定着，脚步蹒跚却不停。她带着河边荒地的人一起过来的，那些人身上还沾着草籽和泥巴，裤脚被露水打湿了，粘着枯叶。他们站在粮仓门口的空地上，看着那些红旗，没有说话，只是站着，眼神从一面旗移到另一面旗，仿佛在辨认什么。站着，就是到了——他们不需要喊叫，不需要宣告，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声音。老妇人抬起手，摸了摸身边一个孩子乱糟糟的头发，孩子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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