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手，对他们进行登记，然后亲自去观察。其中大部分人，其实也都是小毛病，凭借郭康这点有限的卫生常识，就知道如何处理，接下来等他们自愈就行了。那些实在处理不了的，就只能听天由命，雇人照顾一下，给他们一些体面，等胡大决定他们的命运了。
不过，哪怕是这些措施，也足以让绝大部分人康复了。随着出院的人越来越多，当地人对于他的态度，也从本能的抵制，变成了敬重。
当年王大喇嘛说服信徒的时候，还用了不少变魔术的手段，得知郭康也准备进行宣传，他还专门跑过来，问郭康是不是要学两手。不过，郭康的做法，已经不需要这些技艺了。所以，最后也没有用上。
正常情况下，哪怕对于当地人来说，这种宣传方式也过于简单，很容易被人看出，其实就是故弄玄虚，没有什么神秘因素在里面。然而，之前的历次瘟疫，让埃及的乌莱玛，也就是教士群体，也损失惨重。
从第一次黑死病开始，教士就是死亡率最高的人群之一。白图泰在他的记录里说，当他路过加沙的时候，发现城里的八十名教法官，只有四分之一幸存；而在开罗，他之前认识的所有长老，都已经去世了。此后的历次瘟疫里，因为教士要带领众人祷告，还要给死者收敛，因此也总是首当其冲。
在埃及社会里，教士是知识分子的主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基层。教士的大量损失，让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平和文化氛围，都受到了影响。民间更加缺乏基本教育，很多知识无从普及。社会上的信仰，开始偏向于神秘主义。
原本，历代政权都在坚持，同时任命各个学派的教法学者。但瘟疫杀伤了大量有文化的教士，破坏了学校的培训体系和教法官任免的习惯。接替上来的人，在神学和哲学上的造诣，普遍不如鼎盛时期的前辈。由于文化水平的下降，很多研究难以为继，更简单易懂的原教旨主义思想也开始出现了。
因为几年前的瘟疫和这两年的战乱，很多学者都死亡或者逃走了。现在开罗城里，只有大学中，还有一些教师在坚持授课。不过他们维持学校运行，就已经够费力了，也管不过来外面的事情。
另外，城南那边，还有几个素有威信的长老。但这段时间，他们正带着学徒，在城墙两侧到处进行考古发掘，专心搜索什叶派留下的各种遗迹，看起来也顾不上这边了。
至于其他人，学识和影响力都不太够。郭康展示投影，设立医院的地方，也曾经来过两个教法官，指责他天天发符水，教人念口诀，明显是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