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而国际法在这个问题上卡住了。
南美代表的发言很短。寨卡新变异株在巴西东北部被确认，已经出现母婴传播病例。他说这不是新的大流行，但这是一个警告——全球公共卫生监测系统已经不足以在新变种出现的头一个月内完成基因测序和通报。而一个月的时间，对于一种通过蚊虫和X行为双重途径传播的病毒来说，足够跨越整个大陆。
巴黎代表的发言把议题从疫情转向了经济。他描述了上周的抗议——AI替代导致的大规模失业，在巴黎、柏林、圣保罗、约翰内斯堡同时爆发。他不是在指责技术，他是在问一个问题：当人工智能的替代速度超过了社会保障体系的适应速度，我们用什么来承接那些被替代的人？他说巴黎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一些小国家——那些国家的经济结构单一，一旦某几个行业被AI替代，整个社会的就业基础就会崩塌。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屏幕上好几个代表同时低下了头。
米国总统在听完所有发言之后做了一件他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必须做的事——他把所有人说的情况归纳为几点，用外交措辞重新表述了一遍，然后提议成立三个临时工作组：全球疫情应急协调组、AI替代与就业转型工作组、以及一个负责协调两者之间资源分配的联合秘书处。他没有提出任何新的资金承诺——因为国会不会批准。他也没有提出任何新的国际法规——因为参议院不会通过。他只是把问题重新组织了一遍，然后把球放回桌上，等着其他人去接。
赵豫章全程出席了峰会，但没有发言。他的屏幕画面只是安静地亮着，和其他几十个领导人一起，像一幅沉默的马赛克拼图。他面前还摊着中枢决议会的会议记录，旁边是还没有写完的下一步工作要点。他在笔记本上写了几个字，然后划掉了。他在想：今天这个屏幕上有几十个国家的最高层，大会讨论了全球疫情、经济崩溃、技术替代、国际法困境。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到神经接口。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到侵入式植入。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到那些在考场外面等待登记的十七岁孩子——不是因为那些问题不重要，是因为它们还排不到这张屏幕的议程里。而在这个等待的过程里，疫情在蔓延，失业在扩大，港口在罢工，街头在抗议。那些在通州出租屋里、在苏州实验室里、在海淀排异评估中心里、在废弃地铁站深处的地下诊所里的人们——他们不知道中枢决议会今天通过了什么决议，不知道全球疫情的感染人数，不知道米国参议院搁置了多少次神经技术监管提案。他们只知道一件事：明天早上醒来，他们还要在各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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